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未来经济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同时也会给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包括了对乡村环境问题与环境治理的影响。
社会学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历来重视制度/体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国外的研究表明,环境问题与社会系统的诸如制度、结构等因素相关联,这些因素是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就政经体制、工农业政策制度、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略）由此，在“双循环”新格局下考察乡村环境治理问题既具有研究的传统性意义，也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自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方面的力度较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更是加快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步伐。“十三五”时期我国的乡村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环境基建、美丽乡村、“厕所革命”有条不紊地推进中。但乡村环境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还不够健全，农业农村高质量、绿色生态发展所需的技术、设施、装备等还不够完善，乡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还需进一步提高。
“双循环”新格局为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改善提供了一定的契机。首先，“双循环”新格局将改变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的“单循环”发展格局所带来的国内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滞留，一些原本被转嫁污染的乡村地区工业污染将有所好转。第二，“双循环”新格局将改变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从而导致国内市场发育不良的状况，“双循环”新格局下绿色经济、绿色消费将发展带动起来，从而有利于乡村生态农业、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乡村的生态治理。第三，“双循环”新格局下技术的革新进一步加快，将带动乡村污染治理的绿色化转型。乡村环境问题中的垃圾处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农膜回收处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污水处理循环利用等都有赖于技术的力量逐步得以解决。
乡村将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紧密与城市的联系，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更快，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更快。农村的生态产业、乡村旅游、康养产业、美丽乡村、休闲农业等发展更多，“绿水青山”将转化为“金山银山”。城乡生活将逐步呈现等值化趋势，乡村甚至更加美好。城乡环境问题趋同，如垃圾分类等。但与此同时，乡村居民长期以来的环保意识较弱、环保行为不强、环保组织匮乏成为“双循环”新格局下主要的问题。
“双循环”新格局下乡村环境治理除了需要政府、市场、技术手段的干预外，还需针对这一格局下环境问题呈现出的新特征，并结合城市以及国际环境治理的经验，加入新的元素。
第一，重视乡村环境治理中乡村居民的主体性，促使环境治理主体具备“生态理性”。
“双循环”新格局下乡村环境问题更多体现在与乡村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人居环境方面，大都与村民的环境行为、意识相关；因而要充分调动、发挥乡村居民在环境中的主体性。例如，加大乡村的环境宣传、教育；采取柔性治理，发挥乡村软法如乡规民约、传统文化、生态智慧、情感、精神等对乡村居民的作用等。
第二，培育或引入乡村高质量的环保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专业化环境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或者环保类志愿者组织在城市或国际上一直大量存在，但是在乡村却比较匮乏。“双循环”新格局下城乡以及国内、国际的联系、互动更为密切，其带来的整体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的变迁也对乡村环境治理的组织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的社会组织或环保类组织将能应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居民，在服务功能上更具开放化、国际化。
第三，多渠道推进乡村公益类环境服务项目。居民环保意识与环保行为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需要日常的宣传、教育以及组织的带动外，各式各样的乡村公益类环境服务项目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从环保、民政、妇联、共青团以及基金会等多部门多渠道推进乡村公益类环境服务项目，以适应“双循环”新格局下乡村环境变化的需求。
第四，借助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环境治理机制。例如深化环境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构建“社区+”平台,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优势,扩大社会参与,完善社会协同机制,补齐环境治理短板,推动形成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乡村环境治理新格局。
最后，构建乡村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和谐共生态势。“双循环”新格局畅通了国内大循环，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乡村环境的改善，推动乡村朝向绿色、生态、高质量方向发展。随着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加入，乡村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和谐共生态势将最终形成，乡村将成为人们想往的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