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丰收节——传承历史，祈愿未来
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9月23日，农历秋分，我们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3年来，丰收节逐渐成风化俗、深入人心，成为亿万农民自己的节日、中华农耕文明的符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窗口。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有利于传承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正在淡化，中国农民丰收节树立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让人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可以汇聚人民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从而享受农耕文化的精神熏陶。
二是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农民丰收节能够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引起各个方面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和重视，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三是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中国农民丰收节给农民一个专属的节日，通过举办一系列的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活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这顺应了亿万农民的期待，满足了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庆丰收的缘起——从原始渔猎到“纪农协功”
庆丰收的习俗缘起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察考。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说过，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祈年祭是可以从考古学上看到的最古老的丰收祭祀。
在原始渔猎时代，人们多以血缘氏族为基本生活单位，聚族而居。随着狩猎技术的进步，在新石器时代发明了设计巧妙的诱捕工具，开启了“智能狩猎”的先河。有一种用粗绳索编结而成的地网，可以捕获力大如牛的野兽。另一种智能装置是陷阱，这种方法比较普遍，近代还有一些山区少数民族用于捕猎猛兽。每当有猎物落网，部落的人们就会欢庆雀跃，烧烤达旦。这就是丰收庆典的原始雏形。
不过，这种因猎获巨兽举行的庆祝，还不能称之为“丰收节”。因为一年中可能会有许多次猎获巨兽的机会，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周年复始”的具有特定意义的日子。但是，这类庆祝活动已经具有了丰收祭的神灵信仰和群体习俗的功能。其中包括将猎物向神灵和祖先献祭，举行部落成员的联谊聚会，通过狂欢活动交流捕猎经验，增进部落成员的利益认同，维护族群内部的团结和协作，等等。节日意义上的丰收习俗，是农牧业的起源后逐渐形成的。
在殷商时代，逐渐将起源于民间的丰收习俗转化为“纪农协功”的丰收礼制。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况说：“在君则为礼，在民则为俗”，因此要“入国观礼，入境观俗”。据此可知，庆丰收的礼制与习俗，同时存在于国家和民间两个层级之中。历朝历代都通过各种丰收礼制，以制施政，重农安民。
丰收礼制——祈求丰收，劝勉农耕
丰收礼制的功能之一是祈求丰收、祈愿康泰的精神寄托。文明早期的丰收礼制，大多循依儒家经典《周礼》，后世尊以为法，不断习行流播。其中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丰收祭典，见于《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之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注家解释道：“遍知种所宜之地，悬以示民，后种谷以为法也”。古时，先播种后成熟的谷子称为“穜”，后播种先成熟的谷子称为“稑”。实际上就是向老百姓介绍迟熟谷子“穜”和早熟谷子“稑”，把这些谷子品种“悬于邑闾”，就是悬挂在城门的墙壁上进行展示宣传。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推广作物良种，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宣传作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古代最早的农业博览会的雏形。
丰收礼制的另一个功能是劝勉农耕。只有农民努力耕作，农业才能丰收。因此在国家祭祀中，安排了相当多的劝勉农耕的祭祀活动。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年代最为悠久的是籍田礼。籍田礼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正式纳入了国家祭祀序列，成为隆重的劝农典礼。每年立春之日，天子要举行籍田仪式，以此作为开始春耕的标志。《周礼》记载，天子每年到社坛“躬耕籍田”，以唤起天下百姓对农业的重视。到明清时期，籍田礼作为国家祭祀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州府郡县都设有先农坛，安排有专用的“籍田”，由皇帝和州县主官分别主持籍田礼。“籍田礼”旨在传达“重视农耕”的教化信号，引导黎民百姓勤耕力耘，夺取丰收。
与“籍田礼”异曲同工的是“御灾祭祀”。远古时代，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只能通过祈求风调雨顺来实现心灵慰藉和平安寄托。过去我们常常把“御灾祭祀”视为“迷信活动”。但是深究细辨，“御灾祭祀”实际上起到“因俗施政、以俗驭民”的导向作用。比如，求雨是最为多见的御灾行事，有龙神祈雨之祭、有焚巫求雨之祭、有歌乐舞蹈求雨之祭等。在甲骨文的“求年”（祈求丰收）卜辞中，经常见到“有雨”“大雨”的卜问，后面跟着有“吉”“大吉”的回验。似乎当时的人们并不惧怕雨涝成灾，都以“大雨”为吉。很显然，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殷商京畿之地，最渴望的是春种时能够降雨。可知当时农业旱灾是常态，故以求雨为常祭。
古代的丰收祭还包括祈来年、祭社和门闾。祈来年的祭祀对象为天宗（包括日、月、星、辰、寒、暑），在年终报答众神的时候也对这六位神灵进行祭祀，报答他们对一年农业顺利的保佑之恩，并为来年农业丰收而举行的祈祷之祭。祭社是祭祀公社，公社是王侯大夫治民之社，私社为贵族的本族之社。祭门闾是祭祀村门和里门等门神。在各种重大的祭祀活动中，庆丰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庆典。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清朝。
丰收礼制最初都源自民间习俗，源自农业生产实践。民间丰收习俗升华为国家礼制化以后，并不取代或掩盖原有的民间丰收节庆习俗。而是转过来，化礼成俗，产生规范约束、教化宣导的作用。丰收礼制重在塑德规行，对农业丰收产生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追根溯源，远在中华文明起源初期，就产生了庆祝丰收的民间习俗。最典型的史证是甲骨文中的“年”字和“秀”字。甲骨文的“年”是个会意字，上面是一棵禾，禾穗低垂，表示庄稼已经成熟；下面是一个面朝左，臂下垂，弯着腰的人，表示把捆好的成熟庄稼背回家，意为“丰收”了。《谷梁传》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庄稼收割完毕，要过一个庆丰收的节，这个节就称为“年”。所以，远古时候，“过年”就是庆丰收。优秀的“秀”，也是个会意字。上面是成熟了的禾，禾穗下垂；下面是一个手臂前伸的人，表示在欣赏丰收成果。“秀”字的本义是指好收成。可见，造字之初，“年”指丰收的果实；“秀”指丰收的景象。
甲骨文创制的时代，丰收庆典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情感寄寓之中，推动着农耕文化延续和发展。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丰收”，不再是“多收三五斗”的产量追求，而是既要产量高，更要品质好、价格优，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丰收。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围绕农民增收持续发力，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48元，实际增长14.1%，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国农民正在奋力推进乡村振兴，阔步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明天。
（作者简介：朱冠楠，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农业文化遗产及农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