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论断，既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指导方针，也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提供了政策取向。
已有关于耕地质量保护问题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产权、劳动力、技术推广、公共投资等方面。产权方面，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质量保护与经营者经济激励存在不完全兼容的问题，经营者缺乏保护耕地质量的动机。劳动力方面，一方面“雇工难”问题制约了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农业生产仍以小农为主体；另一方面，小农户由于风险厌恶、短视等问题，缺乏耕地质量保护意识。技术推广方面，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还比较低，不能完全匹配各农业生产主体的需求。公共投资方面，目前公共投资还不稳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足，项目建设机制亟待健全。
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消费升级目标，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经济放缓，财政从紧问题亦对耕地质量保护产生了挑战。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种类较多，从消费视角出发，可大致分为品质、安全、绿色三类。具体而言，品质类是以有机肥为代表的相关技术，由于该类技术对质量、口感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技术的作用较易被消费者观测到。安全类是以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为代表的相关技术，此类技术能够提升食品安全性，但难以反映在产品质量及口感方面，技术的作用难以观测。绿色类对应的是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代表的绿色技术，此类技术难以反映在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方面，但对环境具有正外部性。
面对十四五期间的挑战和机遇，政府需因地因技完善相关政策，解决相关耕地质量保护问题。具体而言：
品质类技术需要政策扶持和标准引领。一方面，品质类技术依赖财政补贴。该类技术采用成本较高，财政补贴有利于该技术的扩散。另一方面，需加强标准引领。制定统一的市场标准，规范产品质量，通过优质优价策略，促进该类技术的扩散。
安全类技术既需政策扶持，更需质量安全监管。仅依赖财政补贴难以提高该类技术的采用率，农户缺乏采用激励。为促进该类技术推广，仍需辅以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监管，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绿色类技术既需政策扶持，更需示范引导。该类技术具有正外部性，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需将该类技术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加强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示范引导作用，政府扶持作为辅助。
应对传统问题的政策取向。为解决要素、技术、基础和产权问题，要加强绿色农机化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建立绿色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继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村集体耕地质量保护制度设计。
面对双循环格局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耕地质量保护需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财政扶持需因地因技制宜。在消费升级趋势下，推动耕地质量保护，需强化绿色导向，建立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示范引导作用。面对财政从紧压力，财政补贴需因地因技制宜，厘清集体、农资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的责权，加快解决直接补贴政策与耕地保护行为脱钩问题，加快解决项目补贴的“精英俘获”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