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不讨论农业的发展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农业经济学原不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对农业经济的研究最初仅局限于农业技木，如化肥的使用，茬口的安排等，一般经济学家并不涉及农业发展的研究。５０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兴趣加强，继而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扩展，经济学家才越来越重视对农业经济的研究。
然而，由于对农业研究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有关农业基本问题的认识差异很大，其中的一些理论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正确地认识有关农业的基本间题，摆正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对于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西方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农业，如何认识农民，以及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三方面来评述西方农业经济发展理论。
一、如何看待农业
如何看待农业，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追溯西方经济学家有关农业的认识，可分为两个阶段：６０年代以前，由于受一系列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农业是一个趋于衰退的产业，农业的任务只是为工业提供积累，从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６０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农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论证了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发展的必要性。
在５０年代的经济理论中，争论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刘易斯的“零值劳动力”理论。刘易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增长迅速，单位土地上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劳动生产率下降，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增加的结果是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直至劳动力增加的边际产出为零。刘易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近代劳动力增加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土地所能接受的合理界限，因而继续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时土地产出量不变，这种增加的劳动力称为“零值劳动力”。如果把这些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在工业中的劳动会增加工业品产量，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因此，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在于产业结构转型，也就是应该优先发展工业，尽快把对农业生产没有实际贡献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促进工业的发展。
认识农业的第二个观点源自对恩格尔规律的解释。一般地，可将人们的消费分为三类，即食品、工业品和文化生活。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这三类消费的比重会发生某种必然的变化，即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结构中食品的比重较高，而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一部份比重趋于下降。食品主要来自农业，由于人们对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将卞降，由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农业既是一个必将衰退的产业，就应该优先发展工业。
第三个有影响的观点是“剪刀差”理论。普雷比晋和辛格尔两位经济李家认为，由子土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工农产品间的交换存在“剪刀差”。而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主要输出农产品，发达国家则输出工业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因输出农产品而受“剪刀差”的剥削，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为了摆脱这种受剥削的地位，他们两位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工业。
除上述三种观点外，在６０年代初还有一个盛行的观点即所谓“连接环节”理论。赫青曼认为，由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金有限，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能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促进作用的产业中去。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提出了连接环节的概念，认为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连接环节最长的产业中去，与一个产业的投入产出相关联的产业组成连接环节。后向连接导致了为该产业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的产业的发展，前向连接促进了使用该产业产品的后续产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的产品大多直接由生产者到消费者，或者至多加上一个加工环节，因而可以认为农业的连挤环节最短，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连接环节最长。从而得出结论，投资在农业最不合算，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向重工业，以促进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困５０年代“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与这一理论相吻合，也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观点。
上述四种观点都曾盛行一时，对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牺牲农业片面追求工业发展不无影响。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上述理论忽视了一些基本事实，因而是片面的观点，遵循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不仅农业凋蔽，工业发展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首先，一个基本的争论是关于农村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也即是否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刘易斯作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假设：（１）假设农业技术不变；（２）假设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投入量不变。他是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讨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而事实上，农业技术不断改变，甚至精耕细作，种植业结构的变化也是一种农业技术的改变。由于农业技术的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并且产出量也发生了变化。以我国的水稻作物带北移为例，水稻作物替代小麦作物的结果是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单位面积上作物产量提高，一从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报酬水平提高。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农业资源的有效投入量将会增加，如提高复种指数、实现水利灌溉等，老巧可以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实际上也就等于增加了土地的有效供给。另外，如实现农业机械化，使用化学除草剂等，都能节省劳动力的投入，实际上也就增加了可使用的劳动力数量，而如果农业劳动力很多，生产可以进一步专业化，可以增加复种指数，扩大劳动力密集的作物的种植等等。由于农民可以作如此多的选择和调整，农业中不可能有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存在。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很丰富，但不能说有剩余劳动力存在。这一认识的意义在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必须首先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否则将会导致农业产出阴下降。其次，在一个开放的国家中，优先发展哪一种产业并不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产品交换的比较利益。不能简单地从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农业产品所占份额的下降得出农业必然衰退的结论。如果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具有国际比较利益的优势，在国际上有充分的竞争力，就应该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促进农业的发展。现代发达国家的农业仍是兴旺的产业就是一个例证。同样地，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粮食能换回多少工业品，来判断“剪刀差”的存在和扩大。实际上，所谓的“剪刀差”可能是由子工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而农产品的质量变动很小，所以在国际产品交换中，单位农产品所能换回的工业品也就越来越少。应该承认，即使在工农业品的交换中存在。剪刀差，也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农业的发展，决定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是国内的资源优势，而不是“剪刀差”或其他，就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资源优势是丰富的劳动力，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根据成本与效益的比较选择，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以充分发挥比较利益优势。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农业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只有不放弃农业的发展，从农产品的交换中积聚资本，才能逐渐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过渡。从战后各国实践的经验来看，任何试图超越农业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阶段的发展战略，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并被证明是失败的一我国最近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综上所述，如果农业中没有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存在，那么要转移农业劳动力就必须不断提高农业动生产率，亦即必须不断提高农业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农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就应该充分发展具有比较利益优势的农业产业，以农业的充分发展促进国内经济的成长。这一观点在６０年代以后已逐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认识和接受。
二、如何认识农民
和忽视农业的经济发展理论同时并存的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是保守、无知、落后的。早期关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经常发现，一些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先进农业技术，农用机械，化肥，大规模的农场经营等不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所接受，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于是认为落后地区的农民是无知的、非理性的。其中最常被用来证明传统的农民是非理性的论据是：农民缺乏现代企业家所应具备的品质条件—储蓄。按现代的经济理论分析，一个理性的人为了效用的最大满足，应该同时考虑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６０年代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民的低储蓄倾向，证明农民不具备平衡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能力，因此是不理性的。对传统农业地区农民行为的认识在６０年代初期受到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挑战。舒尔茨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认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已经把他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作了最佳配置，因此不能简单地依靠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增加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也很低，不值得农民省吃俭用来增加要素投入。用舒尔茨的话来说，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一个理性的农民是要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某一项新技术。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不采用先进国家的良种和其他新技术来证明他们是无知的、非理性的。譬如，尽管现代良种与传统品种相比，平均产出较高，但新品种要在适宜的条件下，产量才很高，而如果所需要求不能很好地满足，则可能导致新品种的产量低于传统品种。现代良种是一种高预期产出和高风险的作物。在有完全的保险市场或金融市场发育良好的地方，决策者可以依靠保险来克服风险或靠存贷调节来保证消费不因产量的变化而起伏太大，因此决策者预期收入最大的方案也就是使决策者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农和现代企业的目标函数经常可以简化为利润最大化。但在落后地区则与此相反，这里的农民没有作物保险，金融市场狭小，农产品，市场发育不健全，减产对农民来说，可能是死亡的威胁，而且由子农产品市场运转困难，或因农产品价格降低，或凶农民不能将剩余的农产品卖出，丰收对农民收入提高的影响也许有限。因此，农民宁肯牺牲预期产出高的现代品种，种植尽管预期产出较低、但旱涝保收的传统品种，以较低的预期收入来换取较大的安全保障。另外，在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昂贵，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较低，以机器替代劳动力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与此相反，在落后地区，一般劳动力较丰富，资本设备较为稀缺，因此劳动力相对便宜，机器设备较为昂贵，以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的结果可能是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不能增加其效益的某些现代良种和技术的反应正是其理性的表现，如果现代化的优良品种和现代技术的推广真能提高农民的总体效用，那么传统农民接受良种和新技术的能力与速度不会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农民差。“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这在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出版后已被一般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和接受。
三、知何发展农业
基于６０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以上认识，速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他们的兴趣转向了如何才能加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投资的倾向低是因为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必须为农民提供具有高投资效益、真正适合落后地区自然资源、技术和良种。另一方面，新的技术设备和品种的采用，要打破这种贫困的陷人文状况的现代化生产要求农民放弃单靠从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学习掌握新的资源配置和管理方法，亦即重新学习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成本之一，这种成本的高低和农民的教育水平成反比。因此，要使传统农业迅速转型为现代化农业，经由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使农民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掌握新的耕作技术和应付随之而来的风险，是传统农业迅速转型的一个必备条件。在６０年代中期，舒尔茨根据上述的认识，将落后地区农业发展的道路归结为两个方面：（ｌ）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要素包括机器、设备和良种的供给；（２）农民获得这种知识并有效地使用新的技术要素的能力。１舒尔茨有关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的看法获得普遍的肯定，但在舒尔茨的理论中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样的技术要素是新的有利的技术要素，以及这样的技术要素如何被创造出来。这一直到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出现的“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获得了较好的说明。６０年代后期，美国的拉坦（Ｒｕｔａｔｎ）和日木的速水佑次郎分别研究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历程发现，美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是机械化的道路，而日本的道路则主要是化肥、良种和水利化的道路。这两种情况表面上看来南辕北辙极不相同，但拉坦和速水发现这两条道路背后的经济道理是相通的。美国与日本的资源差别是：美国人少地多，日本人多地少。在美国最贵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在日本则是土地。美国的机械化道路节约了劳动力因此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日本的化肥、良种和水利增加了耕地面积的有效供给，因此，也同样是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他们认为一条真正有效的农业发展道路应该能够提供补充那种最稀缺要素技术的道路，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不取决于技术的可能性，而是取决于这种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由于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因各个国家资源条件不同而异，一个国家的科研投资方向也会因而受到影响。在人少地多的国家或地区，科研投资会披导向创造劳动力替代的新技术，而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则会被引导向土地替代的要素，拉坦和速水把这种因适应于各个地区不同的要素相对价格而产生的技术创新称为“诱发性技术创新”。这一理论补充了舒尔茨农村发展理论的不足，给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和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经拉坦和速水的努力，“诱发性技术创新”的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农业经济学家和农村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四、结束语
本文简单评述了自５０年代以后西方农村发展理论的三个侧面。事实上，西方农村发展理论所讨论问题的范围远比本文涉及到的广泛得多，但从这几个侧面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和我国过去３０年来的情形一样，西方经济学界对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认识亦是几经波折的。农业从被认为是落后的，不值得重视的，它对经济发展所能做的唯一的贡琳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转变到成为一个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一个部门。当然，工业化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最终目标之一，但在农业劳动力还属极大多数的落后地区，农业本身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农民的认识也是从农民是落后无知转变到是穷而有理性的。承认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对农村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已经在他所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于最佳的选择，要真正改变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就必须从改变限制农民选择范围的外部条件着手，包括制度外部条件，如市场制度的建立，产权的明确划分等；科技外部条件，如新的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化肥、良种的提供，这些外都条件的改变一般说来单靠市场或单家单户的农民本身是无法做到的，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往往是必要的条件。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提出的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相当高的借鉴意义。在过去儿十年里，我们曾把农业现代化片面理解为机械化。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在东北、西北京地广人稀，最稀缺的投入要素是劳动力，机械化的政策是合适的。而在东部沿海省份，地少人多，劳动力并不稀缺，于是拖拉机主要被用来跑运输，在农地里用的机械多数是灌溉机械，这种情形基本上证实了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在我国同样是适用的。今后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目标的选择上，不应强求全国一致，而应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