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20年来，“千万工程”历久弥新，给农村带来生态环境变革的同时，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成为绿色致富样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升级。本报记者近日邀请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村现代化发展研究院杜焱强研究员，就“千万工程”如何推动绿色共富，助力乡村振兴进行探讨与解析。
记者：您和团队长期以来关注农业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科普，结合相关调研情况请您谈谈浙江省“千万工程”建设取得了哪些突出成果？
杜焱强：“千万工程”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入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第一，生态环境宜居。通过全域开展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专项整治，浙江农村实现“脏乱差”到“绿富美”的华丽蜕变。2018年，“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2019年，浙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家生态省验收的省份，农村人居环境测评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90%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第二，农民生活富裕。好生态催生新业态，浙江省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带动居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的5431元提升至2022年的37565元。第三，乡村治理效能凸显。浙江农村环境整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汇聚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大战略”。
记者：从“示范引领”到“整体推进”再到“迭代升级”，浙江“千万工程”如何实现绿色共富？
杜焱强：“千万工程”大致分四步走。第一步，2003年至2007年，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环境改善为重点，选取一万个左右建制村率先开展综合整治，将其中一千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第二步，2008年至2012年，聚焦面源污染整治、农房改造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系统推进整治工程；第三步，2013年至2016年，启动部分地区攻坚或试点，落实美丽乡村四大行动，“千万工程”战略升级；第四步，2017年以来，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导下，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特色新业态，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记者：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各地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许多地区都面临较大实践困境，“千万工程”能够取得成效的原因是什么？
杜焱强：20年来，这一工程扎实推进，久久为功，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与实践，有以下几点发展优势：第一，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创新的战略思维与真挚的为民情怀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得到深刻实践。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千万工程”的理论基础，党的领导是各项举措能够顺利推行的坚实组织保障。第二，起步早。“千万工程”于2003年启动，随着科学规划的基层实践广泛开展，这一创造性举措取得巨大突破，是推进“三农”建设的龙头工程。第三，方向准。“千万工程”的实施契合国家农村发展整体规划要求，准确把握乡村发展规律，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利益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充分调研浙江省农村生态实景并精准施策，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升级的基础工程。第四，治理系统。“千万工程”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及城乡统筹发展等理念为引领，重视农民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形成治理合力。同时，由点及面全域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品质，是润泽民心的系统工程。
记者：美丽乡村令人向往，对于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杜焱强：坚持党的领导，动员群众合力攻坚克难。要坚持党政牵头，各部门广泛参与通力协作，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尤其是强化基层干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高效帮扶解决农民所需所求。走好群众路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从而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汇聚共建共享、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探索与基层财政可承受、农民可接受相匹配的环境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然面临较高供给成本，这不仅受农村人口居住密度、地形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更受项目治理思维影响。在此情形下，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本问题，研发、推广运行费用低、管护简便的治理技术。
激活农村生态建设新动能，全面提升基层善治水平。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做好生态资源优化及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实现生态建设精准问责与简约治理，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点。
